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筹划保密战略军队女作家访谈录:王毅对话刘亚洲

2016-05-03 14:23:04 阅读：

　　2014年4月15日，习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，要准确把握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。为了准确把握和理解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思想，筹划保密的战略问题，《保密工作》特约记者王毅近日采访了国防大学政委、当代著名战略专家刘亚洲上将。

　　王毅：刘将军，在您的很多专著中，对国家安全有着非常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。您如何看待国家安全与保密工作的关系？

　　刘亚洲：国家安全是国家最根本的利益，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。保密工作的核心和本质正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，与国家安全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。习主席指出，增强忧患意识，做到居安思危，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。当前，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，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，因此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，以政治安全为根本，以经济安全为基础，以军事、文化、社会安全为保障，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，构建集政治安全、国土安全、军事安全、经济安全、文化安全、社会安全、科技安全、信息安全、生态安全、资源安全、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。

　　国之利器，不可示人。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保守、保护国家秘密，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，各国概莫能外。成也在密，败也在密，已为我们党的历史所证明。1927年，蒋介石、汪精卫叛变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，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，30多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，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我们党的组织和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身份保密出了问题。1928年5月，党中央在总结失败教训时指出，过去遭遇这些重大挫折的原因，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。但是，本党组织不能适应秘密工作的环境，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，实为挫折之重大关键。之后，我们党吸取历史经验教训，在革命斗争中，始终注重保密工作，使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，取得了革命斗争胜利，夺取了政权。

　　1950年7月，邓小平同志针对党取得执政地位和环境的变化，专门为保密工作题词，告诫我们说：“今天的环境比过去更为复杂，保护我们的机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重要。革命的胜利很容易产生麻痹和疏忽，这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，故应引起一些负责同志和机要干部的警惕。”小平同志的教诲在今天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当前，随着我国国力增强，国际地位上升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日渐凸显，周边安全形势变得更为严峻。钓鱼岛问题、南海问题、恐怖暴力和民族分裂问题，将在较长时期对我国形成内忧外患。中央为应对复杂局势，解决国际国内重大安全问题，制定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措施，在一定时间内，有的就是最为重要的国家秘密，必须严格保密。

　　在近几年的窃密泄密通报和媒体报道中，常常看到我们党内、我们国家机关包括军队中，有的人无视国家安全和利益，向境外国外情报机构出卖和非法提供国家秘密、军事秘密的重大泄密案时有发生，给国家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失。有的人敌情观念淡漠，过失泄密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损害。国家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，任何人泄露国家秘密，触犯国家的保密法律，损害国家的安全和利益，都必须予以严惩。总之，在国家安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，保密工作越来越重要，不能有丝毫松懈。

　　王毅：您在著作中提出，中国历来是一个战略内向的国家，新时期需要我们选择一种更精明、更清晰的发展战略。具体到保密工作领域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战略？

　　刘亚洲：保密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之下的子战略，因此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要有这样的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。国家安全战略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，需要涉及国家安全的各领域、各要素、各层面统筹治理，共同创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系统格局。保密工作更不能置之度外，应该更缜密地思考、更周密地筹划，制定出更精明、更清晰的保密战略，推进国家保密工作发展，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在党中央及中央保密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，保密工作的思路基本是清晰的，提出了加强保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政策性措施。比如，中央提出并写进保密法的“实行积极防范、突出重点、依法管理”的保密工作方针，确立了“既确保国家秘密安全，又便利信息资源合理利用”的保密工作原则。我认为这些方针原则，就是制定保密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。

　　当前，研究制定保密战略，要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习主席关于坚持总体安全观的重要思想，根据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需要，统筹协调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等各个领域安全等重大问题，对保密进行宏观规划，立足当前，着眼长远，研究制定保密工作的重大政策，推动国家安全保密能力建设。

　　保密战略要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。对我国而言，国家秘密安全的最大威胁在国内，因为我们的防护能力薄弱。要通过有效的途径和措施建立起自己的坚固防护体系，这是制定保密战略的出发点，也是保密战略的着眼点和着力点。同时做好保密工作，加强对外防范，要以国家安全和利益为底线。

　　王毅：您认为保密战略建设的重点是什么？

　　刘亚洲：保密战略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，重点是法制、科技及文化。

　　法律制度是保障。习主席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同样对保密工作来说，我们也要把秘密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要有法可依，执法必严，形成完整有效的保密制度体系，真正管住涉密的人，管住涉密的事。

　　科技是手段。科技是现代保密工作的重要支撑。近年的窃密和泄密案件，90%与网络有关，境外策反、窃密多是通过网络通道，内部泄密也多发生在互联网上。截至去年年底，中国网民规模已突破6亿。其中，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80%，手机用户超过12亿，国内域名总数1844万个，网站近400万家。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飞速发展，信息安全面临的复杂而严峻的挑战不能忽视。最近，美国詹姆斯基金会《中国简报》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，中国“似乎无法对付外国情报机构无孔不入的手法和网上泄密。随着对信息技术的依赖加大，问题层出不穷，老一套保密原则似乎已行不通。”可以说，这篇文章点中了我们保密工作的要害。因此，思考和规划我国保密战略，必须结合国家信息安全战略，统筹考虑保密科学技术发展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发展保密科学技术要立足于自主研究开发。我在讲空军发展战略时曾提到，西方国家，主要是美国对我国在军火采购和关键技术方面实行重点封锁，现代化的空军是不能采购来的。同时，我们也不能采用尾随方式超越对手。安全保密技术也是一个道理，必须立足于自己研发，必须有紧迫感，加大资源投入，尽快改变保密科学技术落后的被动局面。

　　文化是基础。保密文化是保密的灵魂，是一种人性修养、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日本民族有值得学习的地方，他们的忧患意识、安全意识、国家意识的确非常强。我们很少读到记载日本人向外国、向敌国出卖、提供国家秘密的材料。但在我们国家，这种情况令人担忧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向日本人告密的人很多，我曾将其称为“告密文化”。在和平建设时期，国人出卖和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情况也接二连三发生。问题的症结是多方面的，其中，也要在保密文化上找原因。在我国古代，已经有关于保密文化的记载，并且早于日本。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贾谊，在《新书》中有一段关于“德”的重要的论述。他说，“德有六美，何谓六美？有道，有仁，有义，有忠，有信，有密。此六者，德之美也。”贾谊把保守秘密与人的德行修养联系在一起，认为“密”是“德”的保证，这就是保密文化。从长远计，做好今天的保密工作，必须加强保密文化建设，并将其纳入保密战略去思考和规划。这就要创新保密宣传教育，传承和创新保密文化，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，形成保守国家秘密的社会风尚。

　　王毅：我国成文的保密法规制度很多，但法规执行和管理情况并不理想。您能否谈一谈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？

　　刘亚洲：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，这不仅仅反映在保密工作方面。我想根源大体有三：一是法律制度本身的操作性不强。我注意到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法律与我国法律制度的区别，不在于是否全，而在于可操作性。我结合保密工作举个例子，美国的国家秘密文件，都在首页上标注得非常清楚、非常细致，是哪一秘密等级，允许什么人员接触、使用，保密期限多长，都清清楚楚，严格按标注的要求办理。而我们的国家秘密尽管也有关于标志的法律规定，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，载体上只标两个字，“绝密”或“机密”或“秘密”。谁能看、谁不能看、要保存多长时间不清楚。西方法律注重的是实用，形式服从实用，而我们注重的是形式，只要求文件格式。法律既要规定不能做什么，也要规定该怎么做，这样的法律制度，才能够得以很好地遵守。

　　二是法律的威慑力、严肃性不够。这几年，在保密执法方面有一个说法，说违反保密法律规定的都是机关单位的骨干，有关部门执行起法律和纪律时下不了手。一说处理人，说情的就来了，说这个人如何如何好，是单位的骨干人才，泄密只是一时疏忽，要求不做处理，或尽可能从轻发落。置国家秘密于不顾，保密观念淡薄，无知无畏，即使是骨干，真的堪当大任吗？自古以来法不容情，说的就是法的严肃性和威慑力。我们知道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，马谡虽是诸葛亮的爱将，但他失了街亭，为正军威，诸葛亮即使挥泪也必须斩了马谡。

　　三是要从保密文化上找原因。前面我已讲过这个问题。现在，我们缺乏浓厚的保密文化氛围，保密没有成为大家的一种习惯，国民的法律意识淡漠，对法缺少敬畏，这种局面必须改变。

　　王毅：美国近两年发生的“维基揭秘”和“棱镜”事件，均是内部人员所为，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内部人员违法违规对保密工作的损失将是惨痛的，我们如何应对这一问题？

　　刘亚洲：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泄密事件，“棱镜”事件涉及到众多国家、媒体、企业和：个人，引发了全世界的围攻，这充分暴露出美国打着“互联网自由”的旗号、实则推行霸权主义的一贯做法。可以断言，美国今后可能在监控对象上有所收缩，但“不会停止监听行动”，这是奥巴马的明确回应，他们还会继续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监听活动。对我们而言，这应当引起高度警觉。

　　我们要做的工作，一是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，全面审视和考虑我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，特别是网络安全保密问题。着眼于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，今年2月27日，中央成立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，这个机构的职能就是协调统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重大问题，研究制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，制定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，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建设，全面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。综合运用保密法律制度和科技手段，维护信息安全，将会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重大问题。但作为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来讲，不能坐等。由于职责所在，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在信息安全保密方面是最有发言权的，应该大有作为，既要有宏观的战略思考，又要有微观的实际措施。二是必须重视涉密人员的教育和管理。斯诺登的行为是美国强权文化的结果，他自称忠于和维护美国法律，对他的行为我们不去评论。但另一方面，作为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，尤其是涉密人员，最重要的是服从国家利益，从国家需要思考问题和决定自己的行为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，特别是涉密人员，对保密工作肩负着最重要的责任，必须采取切实措施，把对人的保密教育和管理工作做到位。

　　【刘亚洲，空军上将。安徽宿县人，生于浙江，毕业于武汉大学英文系。参军后历任排长、报道员、军委办公厅干事、师级单位政委、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、主任；军区空军政委、空军副政委、国防大学政委等职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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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王毅，联合参谋部某局军事谊文出版社副总编辑。笔名水玉、水中月、旁旁、王易。产业经济学研究生，国防大学法学硕士，管理哲学博士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第十二届“四川省十大杰出青年“，中国军事写作协会常务理事，《经济与社会》专家委员会委员，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客座教授。一九九五年开始业余写作，发表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杂文、报告文学、理论研究等作品并获奖。历任通讯兵、护士、干事、副教导员、报社编辑、报社编辑部副主任、出版社编辑部主任。已出诗文集《水语》、《英雄遍地》，小说集《水花》、《栀子花开》，杂文集《水心》，摘编《刘亚洲国家思考录》、理论研究《军人行为管理学》、《破解名企DNA-中国企业软实力建设》，王毅作品《水玉小集》（6卷）】